许霆案重审结果已宣布，对许霆恶意取款案进行有罪判决，固然有认识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利益的原因，由利益关系产生的“力”。一旦判决许霆无罪，公安是不是抓错了，检察院是不是起诉错了，法院是不是出错案了，许霆是不是要求国家赔偿，其他许霆恶意取款案件的当事人会不会提出类似的要求。大家已知云南的另一个许霆--何鹏，许霆案重审结果若是无罪，“云南许霆”何鹏也会要求翻案，云南的政法机关会答应“云南许霆”何鹏吗？当然，成都的“许霆”和广州的“女许霆”与许霆的案情并不相同。
如何，根据我国的法律和法治原则，法院都应当遵照法律进行判决，不能根据所以的司法实践，灵活理解，扩大解释，类推定罪。无罪判决会触动一些利益关系，却标志着中国法治的进步，同时也是我们几千年专制国家的历史性进步。
由于有罪判决的思路在先，找不到法律的具体规定在后，所以许霆恶意取款事件才引起舆论哗然。一个合乎法律规定的判决，应当在有罪判决的思路与具体的法律规定之间，在许霆恶意取款案的具体事实与罪刑法定的具体规定之间找到桥梁。此次判决书恰巧暴露出这个桥梁没找到，两者之间仍是天堑，即在判决书得以成立的根本问题上存在严重逻辑问题。
根据许霆恶意取款案的判决书观点，ATM是金融机构。既然如此，许霆与机器交易就是顾客与金融机构交易。这是顺着法院逻辑的必然结论。这样，问题就来了，为什么顾客与金融机构之间进行交易，金融机构的机器出了问题，顾客就要负刑事责任？
依法院的说法，许霆是取1000元，帐户扣1元，许霆偷了另外的999元。这就是说，许霆是每取自己的一元，同时偷取999元。这也是说不通的。这里，许霆恶意取款案到底是许霆为了取自己的钱偷了别人的钱，还是偷别人的钱的同时顺便取自己的钱，搅和在一起，说不清了。
刑法第三条规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许霆恶意取款案和判决书似乎回避了舆论一再提到的刑法第三条和刑诉法关于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规定。许霆案的判决书为什么要回避刑法最基本的规定，我们觉得是问号。
我国法制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法律适用一律平等。但许霆恶意取款案的判决书回避了舆论一再提出的，同是银行与顾客之间的交易行为，银行占了顾客便宜，要千辛万苦才能追回，银行不负任何责任。顾客占了银行便宜，却负刑事责任。这是违反了适用法律一律平等的原则。
许霆恶意取款案的核心焦点是“秘密窃取”。法院认为“秘密窃取”是行为人自认为“秘密”。那么，如果许霆说，我是想占便宜，知道银行也能找到我。银行不来找我，我就先用这笔钱去做生意。银行找到我，我就归还他。根据判决书的逻辑，如果许霆这样回答就不是“秘密窃取”，是公开拿钱了。实际上，许霆也是这样供述的。看到的材料讲，他曾经等银行来追他，中间主动打电话给银行，还想先把这钱作为资本，挣了钱再还银行。
所以，综合地依据法院的逻辑，此时应当是判决不是“秘密窃取”才对呀，为什么许霆案重审结果还是判了有罪？根本的原因在于，利益使然。
几千年来，中国是一个集权的国家。现在，民主与自由的春风已经吹进了中国，并且体现在宪法和刑法等一系列基本法律上，就应当不折不扣地执行法律，而不是以司法实践来抵消法律的规定。
纵观中国的法治气氛，可以发现，尽管中国现时有罪推定的气氛很浓，这只是对社会下层的老百姓而言。我们广大的网友，无论是有罪派，还是无罪派，没有必要也不应该与法院和检察院斗气。持这两种看法的人们，加上法院、检察院、律师、媒体，甚至包括许霆及其家人，大家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就是认清事实，对照法律，找到一个依法判决的路径。共同的目标应当是打击犯罪，保护人民。
许霆恶意取款事件发生后，对许霆这类没有前科，主观恶性不大，一时不能自控，且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罪的情形，社会应当宽容，不应对他科以重刑。如果对这种小问题的人科重刑，对窃国大盗宽容，长此以往，会颠覆我们国家的社会基础。相信许霆这类的人们，经此磨难，若依照法律以民事方法解决，可能他一生一世感谢社会，还会用自己的事例教育周围的人们，对社会有极大的帮助。若强行判他有罪，甚至是重罪，在法律上找不到相应的条文，一方面会动摇国人对司法体系的信任，另一方面，长期的监禁，与另外一些主观恶性大，社会危害性大的罪犯关在一起，出来之后的他可能生活毫无着落，真的可能把他逼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违反了我们进行刑罚的初衷。我们应当对此种前景有所预测。
